股票配资开户将理论机制逐项对应到可观测数据

　　□本报记者 和平

　　货币流动性反映市场中货币的流通效率与投放量，涉及政策、经济主体行为及金融工具创新等多维度因素。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66期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现实世界中的货币流动性分析”展开研讨。

　　货币体系随金融创新而重构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探讨了货币概念界定、流动性衡量与货币体系演进三大议题，他指出，当前研究需细化货币概念、重视价格信号并前瞻应对体系变迁。货币研究需厘清概念内涵，不同发展阶段和主体对货币定义存在差异。当前流动性分析多基于货币存量，但存量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具有滞后性，且与实际流动性无必然联系，难以准确反映真实状况。在货币体系方面，需关注非传统支付方式等潜在冲击。

　　曾刚建议，应将边缘交易纳入研究与监管框架，防止政策与实体经济脱节。货币政策应从关注货币数量转向关注货币价格，以更精准地把握经济动态，提升政策有效性。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阐述了货币政策应坚守总量优先、财政侧重结构的基本定位，分析了当前社融增长依赖政府债券所反映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他指出，货币政策应优先注重总量目标，总量平衡比结构目标更为关键，结构性事务更适合由财政政策承担。当前社融增量多依赖政府债券，反映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需通过货币数据洞察短板，激发内生活力。他主张加快货币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应在流动性分析中融入利率机制与货币流通速度的讨论，避免因忽视广谱实际利率高企而导致政策误判。此外，货币作为实体经济的先行指标，与经济活动存在领先滞后关系，短期不宜强求货币与GDP同步匹配。当前M1短期波动与股市关联紧密，反映货币在支持资本市场的同时也需兼顾实体经济。

　　将理论机制对应到可观测数据

　　基础货币的投放依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工具（如逆回购、MLF等）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其松紧程度常以超额准备金率为锚。广义货币的派生则不仅来自贷款，还包括银行购债、非标业务、财政支出等多种渠道，并受宏观审慎政策与监管指标影响。IMI货币金融圆桌会议青年成员、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指出，将理论机制逐项对应到可观测数据，如中国人民银行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社融结构等，以追踪资金的实际流向与派生效果。

　　王剑系统阐述了现实世界中的货币流动性分析框架。他认为，传统教材多聚焦“贷款派生存款”的单一逻辑，而现实中货币运行更为复杂，涉及央行、银行、财政及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动态资产负债互动。流动性不仅取决于资金供给，还与投资意愿密切相关。

　　完善货币统计体系 适应经济结构新变化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基于货币流动性视角，深入分析了金融数据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探讨了M1、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以及货币供应量口径修订等方面的问题。他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统计体系持续优化与完善。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对M1统计口径作出调整，将涵盖范围扩展至企业端与个人端相关指标，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全社会的消费与支出状况。数据显示，按修订后口径统计，去年12月M1同比增长1.2%，增速回升主要源于企业活期存款的较快恢复，显示出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同时居民消费意愿也呈逐步回暖趋势。由此可见，金融数据、社会融资规模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够有效揭示经济运行的方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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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针对货币投放与经济产出效率背离的现象展开了深度分析。他指出，当前M2在媒介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主要源于现行M2统计仍沿用传统框架股票配资开户，未能充分反映货币媒介功能的结构性变化。以往货币主要媒介是实体经济中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成为拉动GDP增长的关键力量。而当前货币的更多媒介是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交易，此类活动对GDP的直接贡献有限，导致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减弱。因此，应完善货币统计体系，适应经济结构的新变化。